2019-02-11 20:55

年轻一代不要太精明 岑超南先生访谈

  原编者按:内地动荡期间,有很多大陆知识分子离乡别井,来到香港从头打拼,这些奋斗史虽貌似波澜不惊,却隐含跌宕,从侧面勾画了一幅中国现代史。从这期起,我们陆续刊发蔡玄晖博士的一系列访谈文章,通过这些来自北大、清华、复旦等著名学府的老“港漂”口述历史,感受一段难忘的岁月。

  人到中年,接触过神秘的顶层圈子,也抚慰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混迹最多的,还是营营役役的普罗大众。人没有优劣之分,只是际遇不同而已。到老了,一切就都现出原形了。于是,我特别喜欢观察人,尤其是老年人。古人曰:存乎人者,观其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

  年纪大了之后,相由心生,一辈子的心思全暴露在脸颊上,尤其是双眼,之间,善恶立现。

  10年前,我参加了一次北京大学香港校友会的活动。一位致力于助学的老校友让我印象深刻。70多岁的高龄,依然奔赴在扶贫第一线,亲自赶赴贵州,监察善款去向。活动后,我一直记挂着要给他写信,表达追随他的心意。最终还是因为自己的惰性拖延下去,甚而忘记了他的名字。10年之后,我竟然又在校友会上碰见了这位老人,并且记住了他的名字岑超南。

  10年之间,生活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对老先生的兴趣,已不仅仅是扶贫助学这么简单。我更想了解他们这一代人,生于民国,经历过抗战,怀揣报效祖国的满腔热血,考上名校,却接连陷入各种运动中。人到中年,离乡别井,移居香港,从头开始。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他们也曾欣喜或犹豫。大国崛起,他们却衰老了。这一生,他们是怎样走过来的,又是如何回顾呢?于是有了这一系列的访谈稿。

  第一位受访者,当然就是引发此次访谈的岑超南先生。岑先生年逾80岁,面貌慈祥,笑容可掬。他身材不高,穿着朴素,总是拎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街坊大伯”。可是平凡的人也有不平凡的地方。岑先生的做事风格,从我向他表达想要采访他的意愿之后就表露无遗。他先是给我寄来了一些资料。访谈当日,他早早就到约定地点。访谈一开始,他又从书包里拿出几本他编撰的书以及一叠和他有关的资料复印件。

  岑先生是广州人,省港本是一家。他谙熟粤语,又精通中英翻译,因此到香港之后,并没有出现如我想象中的港漂之苦,而是相当顺利地安定下来。也因为岑先生结婚生子都较晚,独子到香港后入读小学四年级,聪明懂事,亦不需他操心。再顺遂的人生,总有意外,他炒股曾经输掉一半身家。岑先生笑着说:“钱乃身外之物。只要不是借的,输掉就输掉了吧。”采访结束,岑先生固执地不让我请吃饭。80岁的他,又在筹划另一个慈善基金。他说,人活着,要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吃吃喝喝,不是最重要的。

  受访者简介:岑超南,1930年生于广州富裕家庭,后因抗日战争家产尽毁,14岁辍学打工。23岁自学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27岁被打成,下放北京玻璃厂改造。41岁获平反,擢升工程师。48岁赴港定居,从事翻译、电子工程等工作。75岁荣膺“中国资深翻译家”称号。曾任职永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电子部总经理和国际信息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大学香港校友会秘书长、北大助学基金会总干事。

  岑超南:我1930年出生于广州。我家是个大家族,我有5个母亲,32个兄弟。我家和香港的何善衡家族、澳门的何贤家族都有交往。日本兵打进来后,家产尽毁,我们就从广州逃难到上海。我的小学是在上海读的。后来回到广州,读到初二就辍学了。家道中落,我失学做工,当报童。日本投降那夜,我通宵在街上卖号外,声音都喊哑了。天亮回家,母亲给我煮了一个鸡蛋当作慰劳。

  我从小跟我母亲学古文,养成阅读的好习惯,十四五岁时一天要看一本武侠小说,因此奠定良好的中文基础。上海的英文教育又很强,小学生就要学习深入分析英文语法。18岁时我哥哥在广州开办药房,派我到香港负责采购。工作需要,我在工作之余继续补习英文。因缘际会,我拥有了扎实的中英文底子,为日后从事翻译并被评为中国资深翻译家奠定基础。

  蔡玄晖:那个时候,很多人离开大陆,滞留香港。您又为什么回到广州考大学呢?

  岑超南:那时候,省港还没断绝,来往自由的。年轻时满腔热血报效祖国,服从国家分配,不考虑个人的。可是当时规定必须高二学生以上才可以参加高考,我只有初二学历,于是从香港弄了一张假证书,就这样去报考大学。我中英文底子好,政治答题又切中要义,数学物理发挥正常。于是考入当时录取分数最高的北大物理系。进校不久,我就主动向系主任坦白了学历造假的事情。系主任很开明,说我是凭实力考上的,既往不咎。

  岑超南:我运气很好,是院系调整之后第一批学生,随后几年中国政治相对安定,学生们可以专心求学。院系调整之后的北大物理系,师资力量非常雄厚。周培源、王昆、周光召等著名科学家都是我的老师。被誉为中国物理学奠基人的叶企孙教授是我的恩师,对我很关怀。他晚年很惨,我很后悔当时没有去看望他。我的很多同学后来都成了教授、院士。那个时候,大家都拼命学习,谈对象都会被看不起,认为浪费时间、没出息。当时大家都是一心向科学进军,以进入科学院,攀登世界科学顶峰为己任。我不是天才型的学生,只能分秒必争地学习,一边走路一边背俄文单词。

  蔡玄晖:可是1957年一张大字报断送了你的前程。你在工厂工作时的情况如何呢?

  岑超南:我没有参加什么政治活动,只是有话想说,认为整风运动不恰当。60年了,时间证明我当时的观点是对的。我一生知足,生活节约,如果说有遗憾,那就是当了,彻底改变前程,做不成科学家了。之后我就被送去北京玻璃厂接受劳动教育,从事高温熔炉工作。我心态较平稳,既然没法改变的事实,那就接受命运的安排。在工厂,反而单纯,没有那么多斗争。工人们主要看你肯不肯干。我运用我自身的数理知识为熔炉建造解决了一些技术问题。吃苦耐劳又有技术,自然就受到工人的尊重。那时候我和工人同等待遇,吃饭都吃得很饱的。

  岑超南:是的。我从大学开始就参与翻译工作。科技翻译既要求中英文好,又要求有科学知识。而且科技翻译不涉及政治,不问出身,是我当时唯一的出路。国家发展自然需要利用国外科技成果。重庆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在全国招收大批精通外文的科技人员,编写世界性的科技文摘,我被录取了,成为兼职翻译。周末我都是一大早就去北京图书馆看各国科学期刊,编写文摘,后来和图书管理员混熟了,还可以进入书库去呢。虽然如此,在玻璃厂也不是说就不受到歧视。

  1971年平反之后,我发表技术文章依然要重重审核。后来北京玻璃总厂从德国进口了一条生产线,全部技术资料都是英文的。我就被派去翻译这堆资料,我还根据这些资料,编写了一本书,书名叫《现代玻璃制造和检验技术》。之后我又陆续将3本英、日、俄文的科学著作翻译成中文出版。由于做了大量的科技翻译工作,2005年中国翻译协会首次评选“资深翻译家”,我有幸名列其中。

  蔡玄晖:1971年平反之后,您提升为工程师。事业有了新发展,为什么要选择离开大陆移居香港?要知道您那时候已经48岁,而且香港也不同过往了,大陆学历可是不获承认的。

  岑超南:1978年有新政策出台,从香港回国的人都可以申请回香港。我在内地始终是低人一等,香港繁荣富裕,想改善生活环境是人之常情。我的哥哥姐姐都在香港,我们家族在香港粉岭有一块地,我也需要过来继承财产。后来这块地卖了出去,我分到了一笔钱。饶是如此,一开始我也是做好了吃苦的准备,所以先孤身一人到香港,家人是两年后才过来的。

  刚来的时候,我去应征过理工大学的工作,不过失败了,学历不被承认嘛。不过我是广州人,语言没有障碍,找工作还是很顺利的。到了香港没多久,我就找到了份翻译工作。那时候,大陆刚开放,举办了很多展览会,技术翻译人才急缺。我派上用场了,工资待遇都还可以。我太太就不一样了,她是护士,来了香港后只能当家庭主妇。因为不谙广东话,还是受到些歧视的。香港人,有他狭隘的一方面。

  我始终年纪大了,又要养家,所以工作方面以稳定为原则。后来就在永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和香港永新集团的合资企业)任电子部总经理和国际信息有限公司总经理,直至退休。工作期间,每年我都要去北京出差,每次去都会请我的老同学吃饭。我在香港的发展还算是平稳吧。

  蔡玄晖:1994年退休之后,你就投身于北京大学香港校友会的工作了。后来还倡导成立了北大助学基金会。在你担任总干事期间,基金会获得蓬勃发展,你还获得香港义务工作发展局颁发“香港优秀义工奖”。能讲讲你是如何募捐的吗?

  岑超南:我少年时遭遇辍学之痛,很清楚教育之重要性。其实自己并没有什么办法募捐,开始时是校友和亲友们支持,规模不大,基金会从一开始就坚持“捐款点滴归贫、运作彻底透明”的宗旨。和有些慈善机构动辄扣掉百分之二三十捐款作行政费用不同,北大助学基金会基本实现捐款全部用于贫困学生。义工们基本都是自掏腰包前往山区,通讯费什么也不报销。

  霍宗杰先生和香港道德会成为北大助学基金会最大最主要的捐主后,捐款才急速增加,最后几年每年捐款达1000万港元。截至我卸任总干事时,北大助学基金会总共捐款达到5000万港元,光给母校北京大学就捐助了2400万元。我们总共兴建了24所学校,援助了贫困学生及老人3万余名。

  岑超南:我在我儿子的婚礼致辞中提及我的3个幸福观。一是身心健康。我80多岁了,长期注意健康,未患过大病,至今牙齿还都好好的。我活到现在,没跟人吵过架,没欠过人钱,心里坦坦荡荡。

  二是家庭和睦、孩子成才。我的孩子港大毕业,现在在银行做高管。我对孩子的态度主要是尊重,从小到大未打过、骂过。比如为维护他的自尊,我给钱给他读书都是定期银行过户,不必他向我伸手。现在我儿子非常孝顺。

  三是对社会要有些贡献。我认为我们现时享受的繁荣富足,是千万年人类文明发展的积累。我们享受着人类的创造成果,也应该为社会进步做些事,才无愧于先人。我的座右铭便是“社会进步、人人有责”。

  我生活简朴,花钱主要是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例如饿了、冷了。而不会去追求心理的满足,心理的满足是无底洞,欲壑难填。我做事都是先考虑别人利益,信守承诺,从未迟到。所以工作一直较为顺利。现在80多岁了,仍坚持每天5点半起床工作。这个社会,比我困难,比我不幸,或者比我强的人都多的是。我现时基本能达到以上3个幸福观的要求,所以很知足,感觉很幸福。

  蔡玄晖:您接触到不同年级不同学科的新老港漂校友,请问你对年轻一代有什么寄望呢?

  岑超南:年轻的新来港校友经常带给我的感觉是他们看问题很实际,对社会前途、人生责任谈的很少。比如我们邀请他们参加校友会工作,会有人问:参加校友会有什么好处?我很震惊。我参加校友会这么久,从来没想过得到什么好处。太精明就是不高明,是二等聪明。所以有时候我对国民性中的奴性和自私挺悲观的,可是我又对整个社会发展很乐观。我还是相信中国社会会越来越好,年轻人要多关心社会和人类的发展。在力求改善自己生活的同时,亦要为社会和人类做些贡献,才无愧于一生。(文/蔡玄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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